第578章 这一幕我们是不是见过好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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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嘶————」
满屋子全是倒吸凉气的声音。
他们震撼的不是方星河的框架,而是他的狂——那可是韩总!骂了还不够,怎麽还他妈一直追着杀呢?!
韩三坪本人也差点气撅过去。
什麽意思?
非得把我搞下台是吗?!
韩三坪铁青着脸,整个人散发着极强的低气压,并且抬起手就要去抓话筒。
糟糕!
身旁的电影局局长心里咯噔一下子,知道老夥计是彻底上头了,马上示意干事将话筒拿走。
至於拿到哪儿去————
田壮壮和卢天明不是都闲着呢吗?
去,找他们去!
干事想了下,一路小跑,颠颠把话筒塞给了田壮壮。
倒不是田老师好欺负,而是剩下那位更敏感一卢天明是卢川的父亲,而方阎王明显正在气头上,谁知道他会搞出什麽更大的节目让所有人都下不来台?
田老师相对就好一些,问题不那麽大,关系也近,可以有效缓解方阎王的火气。
田壮壮:————我特喵的谢谢你!
既然话筒已经到了手里,那他也没辙,只好发言。
这个人的风评好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一生中也做过错事、说过错话,但在关键时刻,他还是很有担当。
他是这样总结的。
「首先,我要向在座的各位道歉,之前我的不当言论给大家开了一个坏头。
然後,我想谈谈听完方导这段话之後的感触。
我们这一代电影人呢,是学习西方艺术成长起来的,身上带着太多现在想来非常刻板的东西。
在我还没有对电影产生兴趣之前,我读的是西方经典文学,看的是苏联电影。
当我参军入伍自学摄影,开始对拍摄电影感兴趣,又从苏联巴甫洛夫转到义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安东尼奥尼。
可以这样讲,我的所有艺术框架,都搭建在以苏联为底、以欧洲为骨的西方基础之上o
我的创作完全贴合欧洲作者电影的美学脉络。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盗马贼》能够入选坎城经典单元,得到欧洲影人的高度认可,也正是因为这种风格和欧洲艺术电影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
如果时光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那麽,我不会认为这种契合有任何问题。
中国电影好似一片荒漠,没有理论,没有实践,没有市场,没有思想,只有一个又一个政治任务。
我们这一代人本能地认为,电影不应该是这样的,於是只能学习西方,然後在黑暗里各自摸索。
摸着摸着,楷哥出来了,一谋出来了,我出来了,我们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开始在世界上发出一点声音。
这毫无疑问是中国电影的进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成绩又渐渐成为桎梏。
大约到了90年代,我个人开始产生一种迷茫——我不知道电影应该怎麽拍了。
停在那儿,好像有什麽不对。
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什麽?
刚好碰上了禁导期,我索性不再琢磨自己的电影,转头去扶一把新人。
不止是为中国电影开路,我也想看看,新一代导演们怎麽想、怎麽拍、怎麽看待这个社会。
王小帅《扁担·姑娘》带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没能解决我心里最根本的困惑。
再後来,我回北电任教,亲手搭建了国内相对先进的导演研究生培养体系,进行了充分的实践,但还是没能解决个人在思想层面的问题。」
总结到这里时,田壮壮已经非常动情。
看得出来,他想了很多,平时就在想,今天想得更深,所以反而有些词不达意,没能清晰表述出那种极度复杂的困惑因何而来又为何恋栈不去。
不过,第五代导演和那一批文艺工作者,都能共情到他。
这本质上是那个特殊年代,对於时代洪流里的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捏造。
80後恐怕很难理解,Z世代更不可能。
一个从小就有手机和电脑玩,生活在数字影像时代的年轻孩子,要如何去理解那代人在下乡劳动中渴望着看一眼外面世界的饥渴感?
经常饿着肚子,但是只要一想到外面的天空,大脑便会被热情填满。
轶大姐就曾描述过那种感觉:随便一本新书都能让我几夜不睡但丝毫不觉疲累,快乐会持续整个夏天。
也正是那种饥渴感,导致那代人在接触到西方艺术之後,一头扎进去,再不能回头。
因为那个时代的西方艺术实在超出我们太多一——不仅仅是表现形式,更有系统性理论带来的震撼,和社会繁荣程度附加的冲击。
所以方星河强求他们改变思维模式,在很多人看来,既是苛责,亦是蛮横。
方星河听到了田老师的痛苦,可他丝毫不为所动。
他只是安静倾听。
田老师继续讲了下去。
「之前给卢川站台,归根结底,是我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过於轻忽大意。
我以为,角川那条线固然有一点不妥,但那是作者表达,我们应该允许年轻导演进行
充分表达。
我对新人一贯是支持鼓励大於批评,尤其是在这种不影响整体结构的细节上。
我想:中日友好了那麽多年,艺术又远离政治,在反战电影里添一个功能性角色而已,能出什麽大问题?
我没有想过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哪怕电影上映之後好多观众在骂,我也觉得是他们太过於小题大做。
21世纪以後的中国电影,哪一部上映的时候不挨骂?很正常。
然而,刚刚听完了方导的阐述之後,我心里忽然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惊悚感,我知道我错了,我也知道那些迷雾一般的困惑由哪儿来了——————
其实这两者是一体的,困惑和恐慌,全部来自於咱们今天的核心议题—艺术创作的主题性和艺术思想的现代化表达。
我们这一代人,在艺术思想的表达上,是完全现代化、西方化的。
而我们在艺术创作的主题性上面,并没有完全坚守三内核,走得很偏。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偏,楷哥和一谋在民族内核层面紮根扎得很深,所以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
而我个人过於关注时代的一隅,镜头语言过於聚焦於边缘地区的原生文化,没能重视
和理解民族根脉这个艺术基底,所以我的观察和展现就总是显得不够丰实、略显空洞。
民族根性、时代命运、人类关怀————方导总结得真好。
我不怕大家笑话,直到现在,我的身体仍然颤栗着。
方导的论述,为我驱散了弥漫心头多年的迷雾,也让我看清了前面是什麽。
时光不会永远停留在我们那个年代,现在已经是21世纪,中国社会的爆炸式发展,对我们电影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为这种发展不只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文化上,体现在精神上,体现在吃饱肚子之後,我们的人民群众对於历史、对於民族、对於世界、对於未来的探索和思考需求。
八几年,中日友好的蜜月期,我们不但学习日本电影,也刻意回避了很多东西,那个时候,拍摄一部《南京》这样的作品就不是问题。
现如今,民族浪潮崛起,人民群众有迫切的需要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经历了什麽、我们要往哪儿去————
因此,我们的文艺作品就必须更加具备民族凝聚性、历史正确性、内核价值性。
《南京》这样一部电影,不应该由我们来拍,不应该从我们的视角拍,更不应该得到影视界以艺术价值」为名的表扬。
现在,我已经完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此,我要郑重向所有人道歉
我不该在公开场合力挺这部《南京》,不管是出於什麽考量、从哪个角度进行赞美,这都已经事实上地让我成为了加害者中的一员,也让我身後的北电遭到了广大同胞们的质疑。
所以除了道歉之外,我还要郑重声明—之前的声援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绝不代表北电导演系,更不代表学校。
对不起,我学问有限,思想浅薄,给大家做了一个坏表率,之後,我将向学校自请惩罚,并且辞去导演系主任的职位————」
台下轰的一声,爆发出一片由窃窃私语汇聚成的嗡鸣。
怎麽形容呢?
大家对田老师的服软态度,既震惊,又觉得理所当然。
震惊的是乾脆,理所当然的是结果。
因为台上龙盘虎踞着的是方星河,在当前中国的影视行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跟方阎王硬碰硬。
韩三坪不行,电影局局长不行,田壮壮当然更不行。
所以服软认怂几乎是唯一选项,不存在别的可能。
但是,田老师服得太彻底,讲话也太恳切。
这是真的听进去了方星河的主题阐述,并且高度认同。
虽然他刻意没有提起历史虚无主义,未对这一方面进行反思,但是大家都理解,那个问题是留给领导们讲的,个人最好还是不要挨边儿。
而这并不影响田老师整体反思的含金量,最起码他是真的帮大家梳理清楚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现在的主流导演,西化得太厉害,胜在表达但输於主题,民族性不够,时代性偏狭,人文关怀不中不洋,所以真的已经不再适应当前时代。
根据这一思路延伸,再套用方星河的理论,很多人都想清楚了近几年中国电影整体颓靡的原因。
张毅谋版本的《英雄》不行,方星河版本的结尾却大获好评。
张毅谋单独拍的後续作品,在国内国际上都没什麽声量。
楷哥的大片不行,小钢炮的大片不行,吴宇森的大片不行————谁上都不行。
集体失手,就不再是个人水平的波动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已经严重滞後於社会发展。
想明白了这一点,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
现在,已经没人顾得上方阎王有多威风有多霸道,他们都在扪心自问:难道,我正在被时代抛弃吗?
是的,你们都将被时代抛弃。
仿佛是心有灵犀,方星河一开口,便直指时代的残酷性。
「看到田老师痛苦地剖析自己,我就觉得,我为这场会专门准备的主题报告,没有白费心血。
不是我残忍,而是时代本身历来就是最残忍的处刑师。
它从来不会特意做出决定,要放弃哪些人,或是带走哪些人。
它只是静静地向前驶去,从我们身旁碾过,不鸣笛,不提醒,不等待。
你跟得上,那就继续诸事顺遂。
你跟不上,周围的一切都会逐渐变得陌生。
而时代的终极残忍又体现在哪里?
安静,隐蔽,公平。
大部分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掉队,正在落伍,正在成为一个旧日遗民。
他们往往还沉浸在巅峰期的辉煌盛景里,志得意满地期待着下一次成功和下一场辉煌,直到失败毫无徵兆的降临,才会愕然发现:噢,原来我已经死了。
每时每刻都有不再被需要的人悄然落幕,但我们看不到他,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所以今天这场座谈会,於你们中的很多人而言,是宝贵的,是震撼的,是具备启发和唤醒意义的。
我可以明确的告知你们,在座的很多影视人,正在被这个时代抛弃。
我不说这些,不骂这次,你们就会继续沉浸在过往的辉煌里,对时代擦身而过的徵兆视而不见。
报纸上天天喊着新时代新时代,那麽,新时代的艺术创作又是怎样的?
在今天以前,你们没有清晰的理解和明确的概念。
在今天以後,你们要意识到新时代的艺术受众正在年轻化、专业化、社群化、民族化,而新时代的创作,必须深深紮根於三大主题核心、更迭外在表达,满足新受众的新需求。
而其中,最根基也最关键的一点是,民族根性。
鲁迅在致青年木刻家陈烟桥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渐渐地,从中衍生出我们中国文化领域里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号: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但是,我们很多人都理解错了,以为:只要是民族的,就天然是世界的。
大错特错。
只有具备鲜明民族独特性的文化,才有可能成为被世界共享的文化财富。
真正能走向世界的民族文化,必然是用自身独特的表达方式,触及了人类共通的情感、价值与普遍关切,最终实现越是深刻的本土性,越能获得跨地域的共鸣」。
《黄土地》做到了,《霸王别姬》做到了,《英雄》做到了,但是自从2002年以後,我们的电影越来越忽视本土性,越来越爱用西方视角和西方思维。
我的评价是:不中不洋,不伦不类。
从深刻的本土性出发,我个人觉得,二战大屠杀类型的电影大有可为,《辛德勒的名单》已经成为传世经典,讲述日军暴行的电影也应该涌现出一批杰作。
但不能是《南京》这种,那不是本土性,那是典型的太君视角。
今天,卢太君没来,那麽卢老师,您来聊聊吧?
我不为难您,历史虚无主义的话题留给韩总去讲,您就讲讲太君在近期采访里的言
论,我想听听他的家人如何解读他的话对,就是那句:日本人杀够了,主动收手的。
请把话筒交给卢老师。」
公开场合,行业聚会,领导在场,同事遍地。
就在这样的情景中,方星河叫出了一声「卢太君」。
霎时间,那位可怜的父亲两眼一黑,一头栽倒,撞向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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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意思?
非得把我搞下台是吗?!
韩三坪铁青着脸,整个人散发着极强的低气压,并且抬起手就要去抓话筒。
糟糕!
身旁的电影局局长心里咯噔一下子,知道老夥计是彻底上头了,马上示意干事将话筒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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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壮壮和卢天明不是都闲着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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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是田老师好欺负,而是剩下那位更敏感一卢天明是卢川的父亲,而方阎王明显正在气头上,谁知道他会搞出什麽更大的节目让所有人都下不来台?
田老师相对就好一些,问题不那麽大,关系也近,可以有效缓解方阎王的火气。
田壮壮:————我特喵的谢谢你!
既然话筒已经到了手里,那他也没辙,只好发言。
这个人的风评好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一生中也做过错事、说过错话,但在关键时刻,他还是很有担当。
他是这样总结的。
「首先,我要向在座的各位道歉,之前我的不当言论给大家开了一个坏头。
然後,我想谈谈听完方导这段话之後的感触。
我们这一代电影人呢,是学习西方艺术成长起来的,身上带着太多现在想来非常刻板的东西。
在我还没有对电影产生兴趣之前,我读的是西方经典文学,看的是苏联电影。
当我参军入伍自学摄影,开始对拍摄电影感兴趣,又从苏联巴甫洛夫转到义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安东尼奥尼。
可以这样讲,我的所有艺术框架,都搭建在以苏联为底、以欧洲为骨的西方基础之上o
我的创作完全贴合欧洲作者电影的美学脉络。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盗马贼》能够入选坎城经典单元,得到欧洲影人的高度认可,也正是因为这种风格和欧洲艺术电影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
如果时光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那麽,我不会认为这种契合有任何问题。
中国电影好似一片荒漠,没有理论,没有实践,没有市场,没有思想,只有一个又一个政治任务。
我们这一代人本能地认为,电影不应该是这样的,於是只能学习西方,然後在黑暗里各自摸索。
摸着摸着,楷哥出来了,一谋出来了,我出来了,我们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开始在世界上发出一点声音。
这毫无疑问是中国电影的进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成绩又渐渐成为桎梏。
大约到了90年代,我个人开始产生一种迷茫——我不知道电影应该怎麽拍了。
停在那儿,好像有什麽不对。
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什麽?
刚好碰上了禁导期,我索性不再琢磨自己的电影,转头去扶一把新人。
不止是为中国电影开路,我也想看看,新一代导演们怎麽想、怎麽拍、怎麽看待这个社会。
王小帅《扁担·姑娘》带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没能解决我心里最根本的困惑。
再後来,我回北电任教,亲手搭建了国内相对先进的导演研究生培养体系,进行了充分的实践,但还是没能解决个人在思想层面的问题。」
总结到这里时,田壮壮已经非常动情。
看得出来,他想了很多,平时就在想,今天想得更深,所以反而有些词不达意,没能清晰表述出那种极度复杂的困惑因何而来又为何恋栈不去。
不过,第五代导演和那一批文艺工作者,都能共情到他。
这本质上是那个特殊年代,对於时代洪流里的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捏造。
80後恐怕很难理解,Z世代更不可能。
一个从小就有手机和电脑玩,生活在数字影像时代的年轻孩子,要如何去理解那代人在下乡劳动中渴望着看一眼外面世界的饥渴感?
经常饿着肚子,但是只要一想到外面的天空,大脑便会被热情填满。
轶大姐就曾描述过那种感觉:随便一本新书都能让我几夜不睡但丝毫不觉疲累,快乐会持续整个夏天。
也正是那种饥渴感,导致那代人在接触到西方艺术之後,一头扎进去,再不能回头。
因为那个时代的西方艺术实在超出我们太多一——不仅仅是表现形式,更有系统性理论带来的震撼,和社会繁荣程度附加的冲击。
所以方星河强求他们改变思维模式,在很多人看来,既是苛责,亦是蛮横。
方星河听到了田老师的痛苦,可他丝毫不为所动。
他只是安静倾听。
田老师继续讲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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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角川那条线固然有一点不妥,但那是作者表达,我们应该允许年轻导演进行
充分表达。
我对新人一贯是支持鼓励大於批评,尤其是在这种不影响整体结构的细节上。
我想:中日友好了那麽多年,艺术又远离政治,在反战电影里添一个功能性角色而已,能出什麽大问题?
我没有想过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哪怕电影上映之後好多观众在骂,我也觉得是他们太过於小题大做。
21世纪以後的中国电影,哪一部上映的时候不挨骂?很正常。
然而,刚刚听完了方导的阐述之後,我心里忽然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惊悚感,我知道我错了,我也知道那些迷雾一般的困惑由哪儿来了——————
其实这两者是一体的,困惑和恐慌,全部来自於咱们今天的核心议题—艺术创作的主题性和艺术思想的现代化表达。
我们这一代人,在艺术思想的表达上,是完全现代化、西方化的。
而我们在艺术创作的主题性上面,并没有完全坚守三内核,走得很偏。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偏,楷哥和一谋在民族内核层面紮根扎得很深,所以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
而我个人过於关注时代的一隅,镜头语言过於聚焦於边缘地区的原生文化,没能重视
和理解民族根脉这个艺术基底,所以我的观察和展现就总是显得不够丰实、略显空洞。
民族根性、时代命运、人类关怀————方导总结得真好。
我不怕大家笑话,直到现在,我的身体仍然颤栗着。
方导的论述,为我驱散了弥漫心头多年的迷雾,也让我看清了前面是什麽。
时光不会永远停留在我们那个年代,现在已经是21世纪,中国社会的爆炸式发展,对我们电影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为这种发展不只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文化上,体现在精神上,体现在吃饱肚子之後,我们的人民群众对於历史、对於民族、对於世界、对於未来的探索和思考需求。
八几年,中日友好的蜜月期,我们不但学习日本电影,也刻意回避了很多东西,那个时候,拍摄一部《南京》这样的作品就不是问题。
现如今,民族浪潮崛起,人民群众有迫切的需要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经历了什麽、我们要往哪儿去————
因此,我们的文艺作品就必须更加具备民族凝聚性、历史正确性、内核价值性。
《南京》这样一部电影,不应该由我们来拍,不应该从我们的视角拍,更不应该得到影视界以艺术价值」为名的表扬。
现在,我已经完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此,我要郑重向所有人道歉
我不该在公开场合力挺这部《南京》,不管是出於什麽考量、从哪个角度进行赞美,这都已经事实上地让我成为了加害者中的一员,也让我身後的北电遭到了广大同胞们的质疑。
所以除了道歉之外,我还要郑重声明—之前的声援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绝不代表北电导演系,更不代表学校。
对不起,我学问有限,思想浅薄,给大家做了一个坏表率,之後,我将向学校自请惩罚,并且辞去导演系主任的职位————」
台下轰的一声,爆发出一片由窃窃私语汇聚成的嗡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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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田老师的服软态度,既震惊,又觉得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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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台上龙盘虎踞着的是方星河,在当前中国的影视行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跟方阎王硬碰硬。
韩三坪不行,电影局局长不行,田壮壮当然更不行。
所以服软认怂几乎是唯一选项,不存在别的可能。
但是,田老师服得太彻底,讲话也太恳切。
这是真的听进去了方星河的主题阐述,并且高度认同。
虽然他刻意没有提起历史虚无主义,未对这一方面进行反思,但是大家都理解,那个问题是留给领导们讲的,个人最好还是不要挨边儿。
而这并不影响田老师整体反思的含金量,最起码他是真的帮大家梳理清楚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现在的主流导演,西化得太厉害,胜在表达但输於主题,民族性不够,时代性偏狭,人文关怀不中不洋,所以真的已经不再适应当前时代。
根据这一思路延伸,再套用方星河的理论,很多人都想清楚了近几年中国电影整体颓靡的原因。
张毅谋版本的《英雄》不行,方星河版本的结尾却大获好评。
张毅谋单独拍的後续作品,在国内国际上都没什麽声量。
楷哥的大片不行,小钢炮的大片不行,吴宇森的大片不行————谁上都不行。
集体失手,就不再是个人水平的波动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已经严重滞後於社会发展。
想明白了这一点,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
现在,已经没人顾得上方阎王有多威风有多霸道,他们都在扪心自问:难道,我正在被时代抛弃吗?
是的,你们都将被时代抛弃。
仿佛是心有灵犀,方星河一开口,便直指时代的残酷性。
「看到田老师痛苦地剖析自己,我就觉得,我为这场会专门准备的主题报告,没有白费心血。
不是我残忍,而是时代本身历来就是最残忍的处刑师。
它从来不会特意做出决定,要放弃哪些人,或是带走哪些人。
它只是静静地向前驶去,从我们身旁碾过,不鸣笛,不提醒,不等待。
你跟得上,那就继续诸事顺遂。
你跟不上,周围的一切都会逐渐变得陌生。
而时代的终极残忍又体现在哪里?
安静,隐蔽,公平。
大部分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掉队,正在落伍,正在成为一个旧日遗民。
他们往往还沉浸在巅峰期的辉煌盛景里,志得意满地期待着下一次成功和下一场辉煌,直到失败毫无徵兆的降临,才会愕然发现:噢,原来我已经死了。
每时每刻都有不再被需要的人悄然落幕,但我们看不到他,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所以今天这场座谈会,於你们中的很多人而言,是宝贵的,是震撼的,是具备启发和唤醒意义的。
我可以明确的告知你们,在座的很多影视人,正在被这个时代抛弃。
我不说这些,不骂这次,你们就会继续沉浸在过往的辉煌里,对时代擦身而过的徵兆视而不见。
报纸上天天喊着新时代新时代,那麽,新时代的艺术创作又是怎样的?
在今天以前,你们没有清晰的理解和明确的概念。
在今天以後,你们要意识到新时代的艺术受众正在年轻化、专业化、社群化、民族化,而新时代的创作,必须深深紮根於三大主题核心、更迭外在表达,满足新受众的新需求。
而其中,最根基也最关键的一点是,民族根性。
鲁迅在致青年木刻家陈烟桥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渐渐地,从中衍生出我们中国文化领域里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号: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但是,我们很多人都理解错了,以为:只要是民族的,就天然是世界的。
大错特错。
只有具备鲜明民族独特性的文化,才有可能成为被世界共享的文化财富。
真正能走向世界的民族文化,必然是用自身独特的表达方式,触及了人类共通的情感、价值与普遍关切,最终实现越是深刻的本土性,越能获得跨地域的共鸣」。
《黄土地》做到了,《霸王别姬》做到了,《英雄》做到了,但是自从2002年以後,我们的电影越来越忽视本土性,越来越爱用西方视角和西方思维。
我的评价是:不中不洋,不伦不类。
从深刻的本土性出发,我个人觉得,二战大屠杀类型的电影大有可为,《辛德勒的名单》已经成为传世经典,讲述日军暴行的电影也应该涌现出一批杰作。
但不能是《南京》这种,那不是本土性,那是典型的太君视角。
今天,卢太君没来,那麽卢老师,您来聊聊吧?
我不为难您,历史虚无主义的话题留给韩总去讲,您就讲讲太君在近期采访里的言
论,我想听听他的家人如何解读他的话对,就是那句:日本人杀够了,主动收手的。
请把话筒交给卢老师。」
公开场合,行业聚会,领导在场,同事遍地。
就在这样的情景中,方星河叫出了一声「卢太君」。
霎时间,那位可怜的父亲两眼一黑,一头栽倒,撞向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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