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章 备战金秋
七月初八，南京城外的玄武湖畔，十辆新式四轮马车在官道上疾驰。这种加装了减震弹簧和钢制轴承的马车载重可达千斤，行速却比传统两轮车快了三成。道旁田垄间，番薯藤蔓已爬满地，玉米杆子也抽出了饱满的穗子。
朱炎与宋应星同乘一车，沿途查看农田长势。车窗外，不时可见农人弯腰劳作，见到车队经过，纷纷直起身来行礼。
“国公请看，”宋应星指着远处一片坡地，“那是新开的梯田，种的都是番薯。去岁这面坡还是荒山，今春官府组织百姓开垦，分田到户，如今都已种满。”
“收成预计如何？”
“按目前长势，坡地番薯亩产可达八石，虽是平地的一半，但胜在不占良田。”宋应星递过一本册子，“这是各地报来的预估：湖南番薯八十万亩，预计总产九百六十万石；江南三十万亩，预计三百六十万石；川东新种五万亩，虽遭战乱，也能收五十万石。仅此一项，便比去岁稻麦总产增三成。”
朱炎接过册子细看，上面不仅有产量预估，还有成本核算、人力投入等详细数据。这种量化的管理方式，是他带到这个时代的新理念。
“玉米呢？”
“玉米稍慢，目前只种了二十万亩。”宋应星道，“但此物耐旱，山坡、沙地皆可种，且可与豆类间作。待百姓看到好处，明年必会大增。”
车队在江宁县一处“劝农社”停下。这里是新政的示范点，社长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农，姓陈，正带着十几名青年农民学习新式犁具的使用。
“国公大人！”陈社长见朱炎下车，慌忙要跪。
“不必多礼。”朱炎扶住他，“我只是来看看。这新犁用得如何？”
“好！太好了！”陈社长激动道，“以往两人一牛，一日耕地不过三亩。用这新式曲辕犁，一人一牛可耕五亩！省力省时！就是……”他犹豫了一下，“价钱贵了些，一副要三两银子。”
“所以才有‘劝农贷’。”朱炎转向围拢过来的农民，“官府借钱给你们买农具，秋收后还本即可，不要利息。你们算算，多耕的两亩地，秋后能多打多少粮食？值不值三两银子？”
一个青年农民掰着手指算：“一亩稻收两石，值一两银子；两亩就是二两。若是种番薯，一亩八石，值四两！值！太值了！”
众人都笑起来。朱炎点头：“就是这个道理。官府不是白给，是借给你们本钱，让你们能多打粮食。你们富了，朝廷税赋多了，才能养兵御敌，保境安民。这叫互利共赢。”
离开劝农社，车队继续前行。朱炎在车上对宋应星道：“农具推广要加速。工部报来，新式犁具月产已达千具，但分散到各府县，仍是杯水车薪。可以这样：每县设‘农具租赁所’，官府购置一批农具，低价租给农户，按亩收费。待农户赚到钱，再鼓励他们购买。”
“国公思虑周全。”宋应星赞道，“如此一来，穷苦农户也能用上新农具。”
“还有一事。”朱炎想起沈括的水车改进，“沈括那个提升装置，简化得如何了？”
“已出第二版。”宋应星从随身木匣中取出一套小巧的模型，“按国公指示，精钢齿轮改为铸铁，虽寿命短些，但成本降了六成。提升模块做成可拆卸式，普通水车加装需银五两，可将提水高度从两丈增至三丈。已在小龙潭试装三台，效果良好。”
朱炎接过模型细看。这套装置结构简洁，几个铸铁齿轮、一组滑轮、几根连杆，确实比第一版简化许多。
“造价还是高。”他沉吟道，“五两银子，普通农户仍难承受。能否再简化？比如不用齿轮，只用滑轮组？或者……做成更小的型号，只提升半丈，但造价降到一两？”
宋应星一愣：“这……容学生再想想。”
“不急着要完美，先要能用、用得起。”朱炎道，“告诉沈括和格物院的学员们：凡有改进，先问三个问题：百姓买不买得起？学不学得会？修不修得了？这三个问题答好了，才是好发明。”
车队返回南京时，已是申时。朱炎刚进大功坊，周文柏便迎上来：“国公，杨提督从辰州发来密报，还有……刘文秀将军的一封私信。”
书房内，朱炎先拆开杨震的密报。信中详细汇报了川东近况：刘文秀在十里坡大捷后，已稳固江津防线。孙可望退守涪陵，短期内无力再攻。但张献忠不甘失败，正从成都调集粮草，似在准备秋后大举反扑。
“杨震判断，”周文柏在一旁道，“张献忠可能亲征。他在重庆集结了六万兵马，多是强征的新兵，但人数众多。杨提督请求增派火器，尤其是新式燧发枪。”
“准。”朱炎提笔批注，“调燧发枪三百杆、冲天炮一百具、火药五百担，即日运往辰州。告诉杨震：稳守为主，不必急于求战。待秋收粮足，再图进取。”
他拆开刘文秀的私信。这封信语气恳切，与其说是军报，不如说是述职。刘文秀详细汇报了川东义勇的整训情况，八千义勇已编为五营，每日操练，军纪严明。他还提到，不少川中士绅暗中联络，愿为内应，只等王师西进。
“刘文秀这是表忠心啊。”徐光启在一旁看了，感慨道。
“也是表能力。”朱炎道，“他想证明自己不仅能打仗，还能治理地方、收拢人心。这是好事。”他想了想，“以监国名义下旨：授刘文秀‘昭勇将军’衔，赏银千两。其麾下义勇，赐号‘忠义营’，粮饷按新军标准发放。”
王瑾迟疑道：“国公，如此厚待降将，恐惹非议。”
“非议什么？”朱炎反问，“刘文秀阵前倒戈，助朝廷收复川东，这是大功。川东义勇守土安民，这是大义。有功当赏，有义当扬，这是朝廷应有的态度。告诉那些有非议的人：只要心向朝廷，无论出身，皆可立功受赏。这才叫‘天下归心’。”
处理完川东军务，朱炎问起江南科举改革。
今年是乡试之年，按新政，科举除考经义策论外，加试“实务”一科，内容涉及农政、算术、律法、地理等。此议一出，士林哗然，不少老儒痛心疾首，称“败坏祖宗成法”。
“报名情况如何？”朱炎问。
周文柏呈上名册：“江南八府，报名加试实务者共三千七百五十二人，占考生总数四成。其中以松江、苏州最多，常州、嘉兴次之。多是年轻士子，也有部分中年秀才。”
“四成……不少了。”朱炎点头，“实务科的试题出了吗？”
“徐先生已拟好。”周文柏递上试卷样本。
朱炎翻阅，题目确实务实：有计算田亩产量的算术题，有分析漕运利弊的策问题，还有根据地图判断战略要地的地理题。这些题目对只读四书五经的传统士子来说，确实难了些。
“告诉各府县学官，”朱炎道，“凡报考实务科者，可到‘经世学堂’旁听预备课程，免费。另，今年乡试取士，实务科优异者，可破格录用为州县佐吏，不必等会试。”
“这……”众人都是一惊。这可是破天荒的变革。
“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朱炎平静道，“如今朝廷急需通晓实务的人才，不能再等三年一度的会试。乡试取中的举人，本就具备做官的资格，只是以往都要候补多年。我们给实务科优异者开个口子，既能激励学子，也能解燃眉之急。”
徐光启沉吟道：“只怕……那些苦读经义的老举人会有怨言。”
“那就给他们出路。”朱炎已有对策，“凡三次会试不第的举人，可参加‘吏部特考’，考中者授州县教谕、主簿等职。另外，朝廷增设‘文史馆’，招纳学问精深的老儒，负责修史、编书，给予相应俸禄。总之，不能让任何人无路可走。”
这番安排考虑周全，既推动改革，又照顾旧人，众人无不叹服。
七月初十，厦门。
郑森站在新建的码头边，看着两艘荷兰商船缓缓靠岸。船上除了货物，还有二十名金发碧眼的泰西工匠——这是协议的一部分，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匠师来大明交流技术。
“欢迎来到大明。”郑森用刚学的荷兰语问候。
为首的匠师是个五十来岁的壮汉，名叫范德维尔，精通造船和铸炮。他笨拙地抱拳行礼，用生硬的汉语道：“将军，我们带来了一些礼物。”
他让船员抬下几个木箱。打开后，里面是各种工具：精密的水准仪、游标卡尺、一套完整的造船图纸，还有几本厚厚的书籍。
郑森眼睛一亮。这些工具和图纸，正是大明急需的。他回身示意，亲兵也抬上几个箱子：里面是精美的景德镇瓷器、苏杭丝绸、以及一套完整的《农政全书》。
“这是我们回赠的礼物。”郑森道，“各位匠师在厦门期间，将由格物院接待。我们希望学习贵国的造船、铸炮技术，也愿意分享我国的陶瓷、纺织、农业技术。”
范德维尔抚摸着光滑的瓷器，赞叹不已：“太精美了！我们在巴达维亚总督府也收藏了一些中国瓷器，但都比不上这些。”
双方交接完毕，郑森安排马车送匠师们去驿馆。他独自留在码头，看着海面上往来穿梭的船只，心中涌起豪情。
曾几何时，父亲郑芝龙垄断东南海贸，视海洋为私产。如今朝廷开海通商，设关收税，鼓励民间贸易，这片海洋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上月厦门港的商税已达三万两，是去岁同期的五倍。
“少将军，”副将陈泽走来，“福州那边传来消息，又有三家海商申请组建船队，想跑南洋航线。”
“准。”郑森道，“按《海贸新章》，只要船队规模、船员资质符合要求，皆可申请。但告诉他们：必须悬挂大明旗帜，遵守朝廷法令，按时纳税。凡有走私、劫掠者，严惩不贷。”
“另外，”他想起一事，“陈永禄从吕宋来信，说土著酋长已同意合作开采铜矿。第一批铜料下月可运回。但西班牙人似有察觉，在矿区附近增加了巡逻。”
郑森眼神一冷：“告诉陈永禄，加强护卫。若西班牙人敢动武，我们水师随时可以支援。记住国公的话：海外拓殖，既要互利共赢，也要有武力后盾。我们不欺负人，但也不能被人欺负。”
“明白！”
海风轻拂，郑森望向北方。他知道，陆上的大战即将来临，而海上这条战线，同样关乎国运。大明能否复兴，不仅要看铁骑能否收复失地，也要看帆影能否远播四方。
七月十五，南京。
朱炎在书房听完各方汇报，走到那幅巨大的《大明新政推行图》前。图上，绿色的区域又扩大了一些：川东新增三县，湘西全境涂绿，江西过半，江南已近全绿。
“秋收在即，”他转身对众人道，“这是我们推行新政后的第一个秋收，至关重要。王瑾，你亲自去湖广，督导粮草征收、储备；周文柏，你坐镇江南，确保新政不反弹；徐先生，科举事务就拜托您了。”
他顿了顿：“军事方面，孙崇德守湖口，李文博盯襄阳，杨震稳川东，郑森控海疆。四条战线，都要做好秋后大战的准备。”
“国公，”徐光启担忧道，“若清军真的大举南下，我们可能同时应对？”
“那就同时应对。”朱炎神色坚定，“但我们不是被动挨打。传令各方：从八月起，新军全面换装燧发枪，加紧操练；各地粮仓务必储足三月之粮；官道、驿路要确保畅通；工坊全力生产军械物资。”
他走到窗前，望着院中那株果实初成的石榴树：“这几个月，我们推行新政，收拢民心，储备物资，训练新军，为的就是这一天。张献忠要反扑，就让他来；清军要南下，就让他们来。我们要让天下人看到：新政之下的大明，不仅能在乱世中生存，更能战而胜之。”
众人肃然。他们知道，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但这个考验，也是证明新政价值的最好机会。
夜色渐深，朱炎独坐灯下，提笔写下《告天下士民书》。文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实的道理：朝廷推行新政，是为均平赋役、充实国库、强兵御侮；今秋收在即，望天下士民各安其业，共渡时艰；待驱逐鞑虏、平定内乱，必与民更始，共享太平。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搁下笔，望向窗外星空。
这个七月，南京城似乎格外宁静。但宁静之下，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紧张备战。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从川东群山到江南水乡，从长江防线到东南海疆，无数人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让这个饱经磨难的国家，迎来一个真正丰收的秋天。
秋意渐浓，大战在即。但这一次，大明已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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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炎与宋应星同乘一车，沿途查看农田长势。车窗外，不时可见农人弯腰劳作，见到车队经过，纷纷直起身来行礼。
“国公请看，”宋应星指着远处一片坡地，“那是新开的梯田，种的都是番薯。去岁这面坡还是荒山，今春官府组织百姓开垦，分田到户，如今都已种满。”
“收成预计如何？”
“按目前长势，坡地番薯亩产可达八石，虽是平地的一半，但胜在不占良田。”宋应星递过一本册子，“这是各地报来的预估：湖南番薯八十万亩，预计总产九百六十万石；江南三十万亩，预计三百六十万石；川东新种五万亩，虽遭战乱，也能收五十万石。仅此一项，便比去岁稻麦总产增三成。”
朱炎接过册子细看，上面不仅有产量预估，还有成本核算、人力投入等详细数据。这种量化的管理方式，是他带到这个时代的新理念。
“玉米呢？”
“玉米稍慢，目前只种了二十万亩。”宋应星道，“但此物耐旱，山坡、沙地皆可种，且可与豆类间作。待百姓看到好处，明年必会大增。”
车队在江宁县一处“劝农社”停下。这里是新政的示范点，社长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农，姓陈，正带着十几名青年农民学习新式犁具的使用。
“国公大人！”陈社长见朱炎下车，慌忙要跪。
“不必多礼。”朱炎扶住他，“我只是来看看。这新犁用得如何？”
“好！太好了！”陈社长激动道，“以往两人一牛，一日耕地不过三亩。用这新式曲辕犁，一人一牛可耕五亩！省力省时！就是……”他犹豫了一下，“价钱贵了些，一副要三两银子。”
“所以才有‘劝农贷’。”朱炎转向围拢过来的农民，“官府借钱给你们买农具，秋收后还本即可，不要利息。你们算算，多耕的两亩地，秋后能多打多少粮食？值不值三两银子？”
一个青年农民掰着手指算：“一亩稻收两石，值一两银子；两亩就是二两。若是种番薯，一亩八石，值四两！值！太值了！”
众人都笑起来。朱炎点头：“就是这个道理。官府不是白给，是借给你们本钱，让你们能多打粮食。你们富了，朝廷税赋多了，才能养兵御敌，保境安民。这叫互利共赢。”
离开劝农社，车队继续前行。朱炎在车上对宋应星道：“农具推广要加速。工部报来，新式犁具月产已达千具，但分散到各府县，仍是杯水车薪。可以这样：每县设‘农具租赁所’，官府购置一批农具，低价租给农户，按亩收费。待农户赚到钱，再鼓励他们购买。”
“国公思虑周全。”宋应星赞道，“如此一来，穷苦农户也能用上新农具。”
“还有一事。”朱炎想起沈括的水车改进，“沈括那个提升装置，简化得如何了？”
“已出第二版。”宋应星从随身木匣中取出一套小巧的模型，“按国公指示，精钢齿轮改为铸铁，虽寿命短些，但成本降了六成。提升模块做成可拆卸式，普通水车加装需银五两，可将提水高度从两丈增至三丈。已在小龙潭试装三台，效果良好。”
朱炎接过模型细看。这套装置结构简洁，几个铸铁齿轮、一组滑轮、几根连杆，确实比第一版简化许多。
“造价还是高。”他沉吟道，“五两银子，普通农户仍难承受。能否再简化？比如不用齿轮，只用滑轮组？或者……做成更小的型号，只提升半丈，但造价降到一两？”
宋应星一愣：“这……容学生再想想。”
“不急着要完美，先要能用、用得起。”朱炎道，“告诉沈括和格物院的学员们：凡有改进，先问三个问题：百姓买不买得起？学不学得会？修不修得了？这三个问题答好了，才是好发明。”
车队返回南京时，已是申时。朱炎刚进大功坊，周文柏便迎上来：“国公，杨提督从辰州发来密报，还有……刘文秀将军的一封私信。”
书房内，朱炎先拆开杨震的密报。信中详细汇报了川东近况：刘文秀在十里坡大捷后，已稳固江津防线。孙可望退守涪陵，短期内无力再攻。但张献忠不甘失败，正从成都调集粮草，似在准备秋后大举反扑。
“杨震判断，”周文柏在一旁道，“张献忠可能亲征。他在重庆集结了六万兵马，多是强征的新兵，但人数众多。杨提督请求增派火器，尤其是新式燧发枪。”
“准。”朱炎提笔批注，“调燧发枪三百杆、冲天炮一百具、火药五百担，即日运往辰州。告诉杨震：稳守为主，不必急于求战。待秋收粮足，再图进取。”
他拆开刘文秀的私信。这封信语气恳切，与其说是军报，不如说是述职。刘文秀详细汇报了川东义勇的整训情况，八千义勇已编为五营，每日操练，军纪严明。他还提到，不少川中士绅暗中联络，愿为内应，只等王师西进。
“刘文秀这是表忠心啊。”徐光启在一旁看了，感慨道。
“也是表能力。”朱炎道，“他想证明自己不仅能打仗，还能治理地方、收拢人心。这是好事。”他想了想，“以监国名义下旨：授刘文秀‘昭勇将军’衔，赏银千两。其麾下义勇，赐号‘忠义营’，粮饷按新军标准发放。”
王瑾迟疑道：“国公，如此厚待降将，恐惹非议。”
“非议什么？”朱炎反问，“刘文秀阵前倒戈，助朝廷收复川东，这是大功。川东义勇守土安民，这是大义。有功当赏，有义当扬，这是朝廷应有的态度。告诉那些有非议的人：只要心向朝廷，无论出身，皆可立功受赏。这才叫‘天下归心’。”
处理完川东军务，朱炎问起江南科举改革。
今年是乡试之年，按新政，科举除考经义策论外，加试“实务”一科，内容涉及农政、算术、律法、地理等。此议一出，士林哗然，不少老儒痛心疾首，称“败坏祖宗成法”。
“报名情况如何？”朱炎问。
周文柏呈上名册：“江南八府，报名加试实务者共三千七百五十二人，占考生总数四成。其中以松江、苏州最多，常州、嘉兴次之。多是年轻士子，也有部分中年秀才。”
“四成……不少了。”朱炎点头，“实务科的试题出了吗？”
“徐先生已拟好。”周文柏递上试卷样本。
朱炎翻阅，题目确实务实：有计算田亩产量的算术题，有分析漕运利弊的策问题，还有根据地图判断战略要地的地理题。这些题目对只读四书五经的传统士子来说，确实难了些。
“告诉各府县学官，”朱炎道，“凡报考实务科者，可到‘经世学堂’旁听预备课程，免费。另，今年乡试取士，实务科优异者，可破格录用为州县佐吏，不必等会试。”
“这……”众人都是一惊。这可是破天荒的变革。
“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朱炎平静道，“如今朝廷急需通晓实务的人才，不能再等三年一度的会试。乡试取中的举人，本就具备做官的资格，只是以往都要候补多年。我们给实务科优异者开个口子，既能激励学子，也能解燃眉之急。”
徐光启沉吟道：“只怕……那些苦读经义的老举人会有怨言。”
“那就给他们出路。”朱炎已有对策，“凡三次会试不第的举人，可参加‘吏部特考’，考中者授州县教谕、主簿等职。另外，朝廷增设‘文史馆’，招纳学问精深的老儒，负责修史、编书，给予相应俸禄。总之，不能让任何人无路可走。”
这番安排考虑周全，既推动改革，又照顾旧人，众人无不叹服。
七月初十，厦门。
郑森站在新建的码头边，看着两艘荷兰商船缓缓靠岸。船上除了货物，还有二十名金发碧眼的泰西工匠——这是协议的一部分，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匠师来大明交流技术。
“欢迎来到大明。”郑森用刚学的荷兰语问候。
为首的匠师是个五十来岁的壮汉，名叫范德维尔，精通造船和铸炮。他笨拙地抱拳行礼，用生硬的汉语道：“将军，我们带来了一些礼物。”
他让船员抬下几个木箱。打开后，里面是各种工具：精密的水准仪、游标卡尺、一套完整的造船图纸，还有几本厚厚的书籍。
郑森眼睛一亮。这些工具和图纸，正是大明急需的。他回身示意，亲兵也抬上几个箱子：里面是精美的景德镇瓷器、苏杭丝绸、以及一套完整的《农政全书》。
“这是我们回赠的礼物。”郑森道，“各位匠师在厦门期间，将由格物院接待。我们希望学习贵国的造船、铸炮技术，也愿意分享我国的陶瓷、纺织、农业技术。”
范德维尔抚摸着光滑的瓷器，赞叹不已：“太精美了！我们在巴达维亚总督府也收藏了一些中国瓷器，但都比不上这些。”
双方交接完毕，郑森安排马车送匠师们去驿馆。他独自留在码头，看着海面上往来穿梭的船只，心中涌起豪情。
曾几何时，父亲郑芝龙垄断东南海贸，视海洋为私产。如今朝廷开海通商，设关收税，鼓励民间贸易，这片海洋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上月厦门港的商税已达三万两，是去岁同期的五倍。
“少将军，”副将陈泽走来，“福州那边传来消息，又有三家海商申请组建船队，想跑南洋航线。”
“准。”郑森道，“按《海贸新章》，只要船队规模、船员资质符合要求，皆可申请。但告诉他们：必须悬挂大明旗帜，遵守朝廷法令，按时纳税。凡有走私、劫掠者，严惩不贷。”
“另外，”他想起一事，“陈永禄从吕宋来信，说土著酋长已同意合作开采铜矿。第一批铜料下月可运回。但西班牙人似有察觉，在矿区附近增加了巡逻。”
郑森眼神一冷：“告诉陈永禄，加强护卫。若西班牙人敢动武，我们水师随时可以支援。记住国公的话：海外拓殖，既要互利共赢，也要有武力后盾。我们不欺负人，但也不能被人欺负。”
“明白！”
海风轻拂，郑森望向北方。他知道，陆上的大战即将来临，而海上这条战线，同样关乎国运。大明能否复兴，不仅要看铁骑能否收复失地，也要看帆影能否远播四方。
七月十五，南京。
朱炎在书房听完各方汇报，走到那幅巨大的《大明新政推行图》前。图上，绿色的区域又扩大了一些：川东新增三县，湘西全境涂绿，江西过半，江南已近全绿。
“秋收在即，”他转身对众人道，“这是我们推行新政后的第一个秋收，至关重要。王瑾，你亲自去湖广，督导粮草征收、储备；周文柏，你坐镇江南，确保新政不反弹；徐先生，科举事务就拜托您了。”
他顿了顿：“军事方面，孙崇德守湖口，李文博盯襄阳，杨震稳川东，郑森控海疆。四条战线，都要做好秋后大战的准备。”
“国公，”徐光启担忧道，“若清军真的大举南下，我们可能同时应对？”
“那就同时应对。”朱炎神色坚定，“但我们不是被动挨打。传令各方：从八月起，新军全面换装燧发枪，加紧操练；各地粮仓务必储足三月之粮；官道、驿路要确保畅通；工坊全力生产军械物资。”
他走到窗前，望着院中那株果实初成的石榴树：“这几个月，我们推行新政，收拢民心，储备物资，训练新军，为的就是这一天。张献忠要反扑，就让他来；清军要南下，就让他们来。我们要让天下人看到：新政之下的大明，不仅能在乱世中生存，更能战而胜之。”
众人肃然。他们知道，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但这个考验，也是证明新政价值的最好机会。
夜色渐深，朱炎独坐灯下，提笔写下《告天下士民书》。文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实的道理：朝廷推行新政，是为均平赋役、充实国库、强兵御侮；今秋收在即，望天下士民各安其业，共渡时艰；待驱逐鞑虏、平定内乱，必与民更始，共享太平。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搁下笔，望向窗外星空。
这个七月，南京城似乎格外宁静。但宁静之下，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紧张备战。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从川东群山到江南水乡，从长江防线到东南海疆，无数人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让这个饱经磨难的国家，迎来一个真正丰收的秋天。
秋意渐浓，大战在即。但这一次，大明已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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