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0章 德国的裙带关系 2
约阿希姆·克伦茨，四十五岁，原鲁尔区埃森市钢铁厂钳工，一九二八年入党，一九二九年与玛尔塔·施特恩结为夫妻。
玛尔塔是谁？
玛尔塔的父亲叫弗里德里希·施特恩，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三百零四高地跟随韦格纳起义的老兵，
后来在人民革命军里做到师政委，战后转业到地方，在鲁尔区工业委员会干了十几年，退休的时候享受不低的干部退休待遇。
弗里德里希·施特恩为人正直，生活简朴，一辈子住在工人区的老房子里，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来没有为家人谋过一件私事。
但他是韦格纳的老战友。
他的名字在鲁尔区工业委员会是有分量的。
他的女婿——约阿希姆·克伦茨——就靠着这个分量，一步一步往上爬。
约阿希姆认识玛尔塔的时候，他还是埃森钢铁厂的一个普通钳工。
那时候他二十五岁，玛尔塔二十三岁，在厂里的医务室当护士。
约阿希姆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次工伤事故之后——他的手指被冲床压伤了，去医务室包扎，玛尔塔给他缠的纱布。
他当时不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后来他听工友说起，才知道那个年轻的护士是弗里德里希·施特恩的女儿。
从那天起，他开始追她。
他追得很紧——下班等她，休息日约她看电影，发了工资给她买头绳和化妆品。
玛尔塔一开始不太理他，觉得他油嘴滑舌。
但他追了一年多，追得很执着，也很体贴。
他帮她家里修屋顶，帮她母亲扛面粉，帮她父亲擦自行车。
玛尔塔后来动心了。
她跟父亲说想嫁给约阿希姆。
弗里德里希·施特恩没有反对。
他说——“人是你选的，日子是你过的。我不管你嫁谁。
但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嫁的人如果干了对不起工人阶级的事，我第一个不饶他。”
约阿希姆和玛尔塔结婚之后，他的仕途开始了明显的变化。
结婚后第二年，他从钢铁厂的钳工岗位调到了厂里的计划科，做统计员。
这是玛尔塔的父亲的老战友帮的忙——不是弗里德里希自己出面，是弗里德里希在工业委员会的老部下听说了他女婿的事，主动办的。
约阿希姆在计划科干了两年，又被调到埃森市工业局的计划处。
这一次还是有人帮忙——玛尔塔的一个远房表哥在市人事局，跟工业局的局长打过招呼。
约阿希姆在工业局又干了三年，然后被提拔为工业局计划处处长。
这时候他已经不需要别人帮忙了——他已经跟工业局的上上下下混熟了，跟州工业委员会的几个处长喝过酒，跟州计委的一个副主任是牌友。
他的路越走越宽，但每一步都踩着“关系”铺的台阶。
约阿希姆的升迁速度在当时的德国不算快，也不算慢。
他没有立过战功，没有发明创造，没有突出贡献。
他的能力中等偏上——不算笨，但也不算特别聪明。
他的工作态度也中等——不算懒，但也不算特别勤奋。
但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东西——他有一个好岳父。
好岳父不需要每天出面。
好岳父只需要存在。
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资本。
别人知道你是弗里德里希·施特恩的女婿，就会对你客气三分。
客气三分之后，路就好走了。
路好走了，位置就容易拿到。
位置拿到了，成绩就容易出。
成绩出了，提拔就顺理成章。
这就是裙带关系的运转逻辑——它不需要直接的干预，它需要的是一个“存在”。
一个名字。
一个背景。
一个可以让别人“主动帮忙”的暗示。
前几次的清查运动，约阿希姆都躲过去了。
第一次是一九三二年，韦格纳签署信访新规，清查干部特权。
约阿希姆那时候还是埃森市工业局计划处副处长，级别太低，查不到他头上。
第二次是一九三五年，施瓦布父子案之后，全国搞了一次干部作风整顿。
约阿希姆那时候刚提了处长，还在“上升期”，没有被列入重点清查对象。
他躲过去的秘诀很简单——他从不搞大的。
他不收钱，不拿贵重物品，不利用职权直接谋利。
他做的事情很隐蔽——提拔了几个亲戚和心腹，但没有一个是直接塞进自己管辖的部门。
他把表弟安排到邻市的一个工厂当车间副主任，把老同学安排到州运输公司当调度，把玛尔塔的一个远房侄子安排到区里的供销社当会计。
这些事情单个看都不算大——不过是“帮忙安排个工作”。
但加在一起，就织成了一张网。
一张以他为中心的关系网。
网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人”。
他不需要直接指挥他们。
他只需要知道，这些人会在他需要的时候帮他说话，帮他办事，帮他传递消息。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政策的调整，约阿希姆的位置越来越高。
一九三九年秋天，他被提拔为州工业委员会下属的计划处副处长，主管全州的工业生产调度。
这个位置不算特别显眼，但很有实权——全州几百家工厂的生产计划、原材料调配、产品调拨，都要经过他的审批。
权力大了，找他的人就多了。
一些工厂的厂长请他吃饭，物资部门的主任给他送酒，地方干部来他家串门。
他都没有拒绝，但也没有越线。
他收烟、收酒、收土特产，但不收钱、不收贵金属、不收房产。
他帮人办事，但都是“顺便”办——“顺便”调一个干部，“顺便”拨一批物资，“顺便”签一个字。
他不留痕迹，不写条子，不见面不打招呼。
他坐在办公室里，等着别人来找他。
来找他的人知道该怎么做。
不该做的人，不会来找他。
这就是他的“分寸”。
他知道分寸在哪里。
他也知道越线的后果是什么。
所以他一直卡在分寸以内，不越雷池一步。
但分寸这种东西，是会变的。
约阿希姆自己也知道，他的位置越稳，来找他的人就越多。
来找他的人越多，他能办的事就越大。
他能办的事越大，他欠的东西就越多。
这种东西欠多了，早晚要还。
他开始失眠。晚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今天谁找了他，谁给他送了东西，谁托他办了事。
他记不清楚了。
有些事是几个月前办的，有些事是去年办的。
他的笔记本里夹着几张纸条，是那些找他办事的人留的。
他有时候会翻开看一眼，然后合上。
他不确定这些纸条留着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
他想过把纸条烧掉，但又舍不得——那是人情，是关系，是以后的筹码。
他把纸条塞回笔记本里，把笔记本塞回抽屉里，把抽屉锁上。
然后躺在床上，继续失眠。
他的岳父弗里德里希·施特恩还活着，老丈人身体不好，住在埃森的老房子里。
约阿希姆每个月去看他一次，带点水果和糕点。
弗里德里希每次见到他，都会问一句——“你最近没干坏事吧？”约阿希姆说没有。
弗里德里希看着他，看几秒钟，然后点点头，说一句——“那就好。”
约阿希姆不知道岳父信不信。
他自己肯定是不信的。
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知道自己走在一条线上。
线的左边是“正常工作”，线的右边是“以权谋私”。
他觉得自己还在左边。
但他不确定。
他不确定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条“线”。
他只见过别人被划到线右边之后的下场。
那些下场让他害怕。
所以他把脚步放得很轻，很慢。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每一步都试探着踩。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空。
他只知道一件事——只要岳父还活着，他就有保护伞。
岳父的名字就是他的护身符。
等岳父不在了呢？
他不敢想。
他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翻个身，闭上眼。
夜深了，窗外的柏林一片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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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塔是谁？
玛尔塔的父亲叫弗里德里希·施特恩，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三百零四高地跟随韦格纳起义的老兵，
后来在人民革命军里做到师政委，战后转业到地方，在鲁尔区工业委员会干了十几年，退休的时候享受不低的干部退休待遇。
弗里德里希·施特恩为人正直，生活简朴，一辈子住在工人区的老房子里，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来没有为家人谋过一件私事。
但他是韦格纳的老战友。
他的名字在鲁尔区工业委员会是有分量的。
他的女婿——约阿希姆·克伦茨——就靠着这个分量，一步一步往上爬。
约阿希姆认识玛尔塔的时候，他还是埃森钢铁厂的一个普通钳工。
那时候他二十五岁，玛尔塔二十三岁，在厂里的医务室当护士。
约阿希姆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次工伤事故之后——他的手指被冲床压伤了，去医务室包扎，玛尔塔给他缠的纱布。
他当时不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后来他听工友说起，才知道那个年轻的护士是弗里德里希·施特恩的女儿。
从那天起，他开始追她。
他追得很紧——下班等她，休息日约她看电影，发了工资给她买头绳和化妆品。
玛尔塔一开始不太理他，觉得他油嘴滑舌。
但他追了一年多，追得很执着，也很体贴。
他帮她家里修屋顶，帮她母亲扛面粉，帮她父亲擦自行车。
玛尔塔后来动心了。
她跟父亲说想嫁给约阿希姆。
弗里德里希·施特恩没有反对。
他说——“人是你选的，日子是你过的。我不管你嫁谁。
但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嫁的人如果干了对不起工人阶级的事，我第一个不饶他。”
约阿希姆和玛尔塔结婚之后，他的仕途开始了明显的变化。
结婚后第二年，他从钢铁厂的钳工岗位调到了厂里的计划科，做统计员。
这是玛尔塔的父亲的老战友帮的忙——不是弗里德里希自己出面，是弗里德里希在工业委员会的老部下听说了他女婿的事，主动办的。
约阿希姆在计划科干了两年，又被调到埃森市工业局的计划处。
这一次还是有人帮忙——玛尔塔的一个远房表哥在市人事局，跟工业局的局长打过招呼。
约阿希姆在工业局又干了三年，然后被提拔为工业局计划处处长。
这时候他已经不需要别人帮忙了——他已经跟工业局的上上下下混熟了，跟州工业委员会的几个处长喝过酒，跟州计委的一个副主任是牌友。
他的路越走越宽，但每一步都踩着“关系”铺的台阶。
约阿希姆的升迁速度在当时的德国不算快，也不算慢。
他没有立过战功，没有发明创造，没有突出贡献。
他的能力中等偏上——不算笨，但也不算特别聪明。
他的工作态度也中等——不算懒，但也不算特别勤奋。
但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东西——他有一个好岳父。
好岳父不需要每天出面。
好岳父只需要存在。
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资本。
别人知道你是弗里德里希·施特恩的女婿，就会对你客气三分。
客气三分之后，路就好走了。
路好走了，位置就容易拿到。
位置拿到了，成绩就容易出。
成绩出了，提拔就顺理成章。
这就是裙带关系的运转逻辑——它不需要直接的干预，它需要的是一个“存在”。
一个名字。
一个背景。
一个可以让别人“主动帮忙”的暗示。
前几次的清查运动，约阿希姆都躲过去了。
第一次是一九三二年，韦格纳签署信访新规，清查干部特权。
约阿希姆那时候还是埃森市工业局计划处副处长，级别太低，查不到他头上。
第二次是一九三五年，施瓦布父子案之后，全国搞了一次干部作风整顿。
约阿希姆那时候刚提了处长，还在“上升期”，没有被列入重点清查对象。
他躲过去的秘诀很简单——他从不搞大的。
他不收钱，不拿贵重物品，不利用职权直接谋利。
他做的事情很隐蔽——提拔了几个亲戚和心腹，但没有一个是直接塞进自己管辖的部门。
他把表弟安排到邻市的一个工厂当车间副主任，把老同学安排到州运输公司当调度，把玛尔塔的一个远房侄子安排到区里的供销社当会计。
这些事情单个看都不算大——不过是“帮忙安排个工作”。
但加在一起，就织成了一张网。
一张以他为中心的关系网。
网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人”。
他不需要直接指挥他们。
他只需要知道，这些人会在他需要的时候帮他说话，帮他办事，帮他传递消息。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政策的调整，约阿希姆的位置越来越高。
一九三九年秋天，他被提拔为州工业委员会下属的计划处副处长，主管全州的工业生产调度。
这个位置不算特别显眼，但很有实权——全州几百家工厂的生产计划、原材料调配、产品调拨，都要经过他的审批。
权力大了，找他的人就多了。
一些工厂的厂长请他吃饭，物资部门的主任给他送酒，地方干部来他家串门。
他都没有拒绝，但也没有越线。
他收烟、收酒、收土特产，但不收钱、不收贵金属、不收房产。
他帮人办事，但都是“顺便”办——“顺便”调一个干部，“顺便”拨一批物资，“顺便”签一个字。
他不留痕迹，不写条子，不见面不打招呼。
他坐在办公室里，等着别人来找他。
来找他的人知道该怎么做。
不该做的人，不会来找他。
这就是他的“分寸”。
他知道分寸在哪里。
他也知道越线的后果是什么。
所以他一直卡在分寸以内，不越雷池一步。
但分寸这种东西，是会变的。
约阿希姆自己也知道，他的位置越稳，来找他的人就越多。
来找他的人越多，他能办的事就越大。
他能办的事越大，他欠的东西就越多。
这种东西欠多了，早晚要还。
他开始失眠。晚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今天谁找了他，谁给他送了东西，谁托他办了事。
他记不清楚了。
有些事是几个月前办的，有些事是去年办的。
他的笔记本里夹着几张纸条，是那些找他办事的人留的。
他有时候会翻开看一眼，然后合上。
他不确定这些纸条留着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
他想过把纸条烧掉，但又舍不得——那是人情，是关系，是以后的筹码。
他把纸条塞回笔记本里，把笔记本塞回抽屉里，把抽屉锁上。
然后躺在床上，继续失眠。
他的岳父弗里德里希·施特恩还活着，老丈人身体不好，住在埃森的老房子里。
约阿希姆每个月去看他一次，带点水果和糕点。
弗里德里希每次见到他，都会问一句——“你最近没干坏事吧？”约阿希姆说没有。
弗里德里希看着他，看几秒钟，然后点点头，说一句——“那就好。”
约阿希姆不知道岳父信不信。
他自己肯定是不信的。
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知道自己走在一条线上。
线的左边是“正常工作”，线的右边是“以权谋私”。
他觉得自己还在左边。
但他不确定。
他不确定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条“线”。
他只见过别人被划到线右边之后的下场。
那些下场让他害怕。
所以他把脚步放得很轻，很慢。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每一步都试探着踩。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空。
他只知道一件事——只要岳父还活着，他就有保护伞。
岳父的名字就是他的护身符。
等岳父不在了呢？
他不敢想。
他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翻个身，闭上眼。
夜深了，窗外的柏林一片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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