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 两箱账册
第四天早上，郭资开门出来时，那两箱旧档已经不见了，值房的地面上只剩一层灰，沿着砖缝扫不干净。
他当天下午办了交接，把户部大印、库存清册和近年来的钱粮奏报底稿交给了新任的侍郎，然后离京回了乡。
消息传到朱瞻基那里时，已经是三天后。
朱瞻基在乾清宫里看完那份交接报告，把报告搁在案角，让人叫程壑川来。
程壑川到的时候，朱瞻基正站在窗前，背对着门口：“郭资走之前，烧了两箱账册。”
程壑川站在案前：“臣听说了。”
朱瞻基转过身来：“他烧的是什么，您知道？”
“臣不知道。但臣可以去查。”
程壑川第二天去了户部库房。
库房里的旧档架上少了两格，空出来的位置落了一层薄灰，边缘整齐。
他蹲下来看了看那两格空位旁边的旧档，发现相邻的几本册子都是洪武末年到永乐初年的旧账，封皮完好，但边角有被人反复翻动后留下的磨损痕迹。
他站起来，走到值房看了看郭资烧账的那只铜盆。
盆沿内侧有一层炭黑的残留，盆底散落着几片没有烧尽的纸角，纸角边缘焦黑，能看到半个字和一个类似印章的边角。
他把那几片纸角收进布袋里，带回值房，在灯下拼了一下。
半截字迹是“买马”两个字的上半部，印章边角有一个“府”字的右下角。
他翻了几页旧档，把“买马”和“府”字对应的记录找出来比对，确认那片残纸来自户部为宣府镇代购战马的旧账。
他当天下午去找了郭资离任前最后见过的一名主事。
那人在户部当了十几年书吏，负责过宣府、大同、辽东三镇的军马草料账目。
程壑川在值房里问他：“郭尚书走之前，有没有跟你提过那两箱旧账？”
主事犹豫了一下：“提过一句。他说那些账目年代久了，有些数字对不上，留着也是糊涂账，不如清了。”
程壑川问：“那两箱账里，有没有宣府镇买马的账？”
主事低头想了想：“有。但那份账里写的数字和实际调拨的数量不一致。前任尚书在的时候，差了一千多匹，后来补了一批账，数字就对上了。”
程壑川又问：“补的那批账，是谁经手的？”
主事没有立刻接话，过了一会儿才说：“郭尚书当时是侍郎，他签的字。”
程壑川回到都察院值房后把那几片残纸和那份旧账的复印件一起收进木匣里，没有继续追查下去。
第二天他进了乾清宫，把查到的情况向朱瞻基陈述了一遍，末了说：“郭资烧的那两箱账册，涉及宣府、大同、辽东三镇的军马调拨。有部分数字前后不一致，补账的时间跨了几年。他现在烧了，人已经离京回乡了。”
朱瞻基听完后没有发火，先问了一句：“那些账如果留着，会牵出多少人？”
程壑川想了想：“不会很多。补账的事大多是户部内部的人经手，地方上的将领只是按户部的调拨单接收马匹，不知道账面上的数字有出入。但有两笔较大的缺口，涉及一位已经去世的侯爵和一位现任的参将，如果翻出来，会牵动两边。”
朱瞻基沉默了一会儿：“那就不要翻了。郭资已经走了，那些账也烧了。让新任的侍郎把库房剩下的旧档重新编一遍，不要再留糊涂账。”
程壑川应了一声，退了出去。
几天后，新任户部侍郎开始重新整理库房旧档，把洪武末年到永乐初年的军马账目逐一登记，按年份装订成册，并在每一册的封面加了一行注：“该册已于宣德四年冬重新核编。”
那两格空出来的旧档架被补上了新档，新档的封皮颜色与周围的旧册略有不同，但装订方式一致，摆在一起后看上去没有明显的差异。
不久后，一支来自白帐汗国的使团突然抵达嘉峪关，声称要“向大明皇帝进贡”。
嘉峪关守将不敢怠慢，将使团安置在关内驿馆，同时快马将消息报送北京。
这是明朝建国以来首个来自中亚腹地的使团，朱瞻基接到奏报后大喜，命礼部按最高规格接待，沿途驿站优先供给。
使团在两个月后抵达北京，一行十二人，首领自称是白帐汗国的特使，名叫哈桑。
他带来了两件贡品：一张完整的西伯利亚虎皮，毛色均匀，尺寸比寻常虎皮大出一圈；一块刻着阿拉伯文的黑色石头，表面光滑，像是被河水冲刷过很多年。
朱瞻基在偏殿接见了使团，听通译念完贡单后，让人把虎皮铺在案前的地上，把黑石放在案角。
哈桑用波斯语说了几句话，通译翻成汉话，大意是白帐汗国仰慕大明国威，特来献礼，希望两国互通商路。
朱瞻基当天设宴款待使团。
席间，程壑川站在偏殿侧廊下，没有入席。
他注意到使团随行人员中有一个人的坐姿与其他随从不太一样，别人跪坐时膝盖并拢，背微微前倾，那人却盘腿而坐，背挺得很直，端碗的动作也很稳。
宴席散后，程壑川在使团离开偏殿时，听到那人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声音压得很低，但用的是南京官话。
程壑川站在侧廊下没有动，等使团的人走远后，他把刚才那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第二天上午，程壑川让礼部的人在驿馆安排了一次随意的茶叙。
他没有穿官服，只带了两个书吏，说想跟使团的人聊聊沿途的风土。
哈桑在座，那个随从也在，坐在末席。
程壑川跟哈桑聊了几句，然后转过去问那个随从：“你以前是在哪里学的官话？”
随从低头：“回大人，小人出生在忽鲁谟斯。”
程壑川摇了摇头：“忽鲁谟斯是大明的旧交。永乐年间郑和的船队到过那里。”
随从没有接话。
程壑川又说了一句，用的是当年郑和船队里常用的问候语。
随从的手停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才说：“大人也去过忽鲁谟斯？”
“没有。但我见过从那边回来的人。”
随从没有再开口，只是把茶碗端起来喝了一口。
茶叙散后，程壑川让人查了那个随从的籍贯记录。
使团登记册上写的是“白帐汗国属民”，没有注明原籍。
程壑川让礼部的人又查了当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人员名册，在其中一艘船的水手名册末尾找到了一个名字，与那个随从的名字只差一个字。
他当晚把查到的情况呈报给朱瞻基，站在案前说：“陛下，使团里有一个随从是永乐年间留在忽鲁谟斯的明朝水手。他在中亚流浪了二十年，后来被白帐汗国收留。臣怀疑白帐汗国派他来，不只是为了进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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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天下午办了交接，把户部大印、库存清册和近年来的钱粮奏报底稿交给了新任的侍郎，然后离京回了乡。
消息传到朱瞻基那里时，已经是三天后。
朱瞻基在乾清宫里看完那份交接报告，把报告搁在案角，让人叫程壑川来。
程壑川到的时候，朱瞻基正站在窗前，背对着门口：“郭资走之前，烧了两箱账册。”
程壑川站在案前：“臣听说了。”
朱瞻基转过身来：“他烧的是什么，您知道？”
“臣不知道。但臣可以去查。”
程壑川第二天去了户部库房。
库房里的旧档架上少了两格，空出来的位置落了一层薄灰，边缘整齐。
他蹲下来看了看那两格空位旁边的旧档，发现相邻的几本册子都是洪武末年到永乐初年的旧账，封皮完好，但边角有被人反复翻动后留下的磨损痕迹。
他站起来，走到值房看了看郭资烧账的那只铜盆。
盆沿内侧有一层炭黑的残留，盆底散落着几片没有烧尽的纸角，纸角边缘焦黑，能看到半个字和一个类似印章的边角。
他把那几片纸角收进布袋里，带回值房，在灯下拼了一下。
半截字迹是“买马”两个字的上半部，印章边角有一个“府”字的右下角。
他翻了几页旧档，把“买马”和“府”字对应的记录找出来比对，确认那片残纸来自户部为宣府镇代购战马的旧账。
他当天下午去找了郭资离任前最后见过的一名主事。
那人在户部当了十几年书吏，负责过宣府、大同、辽东三镇的军马草料账目。
程壑川在值房里问他：“郭尚书走之前，有没有跟你提过那两箱旧账？”
主事犹豫了一下：“提过一句。他说那些账目年代久了，有些数字对不上，留着也是糊涂账，不如清了。”
程壑川问：“那两箱账里，有没有宣府镇买马的账？”
主事低头想了想：“有。但那份账里写的数字和实际调拨的数量不一致。前任尚书在的时候，差了一千多匹，后来补了一批账，数字就对上了。”
程壑川又问：“补的那批账，是谁经手的？”
主事没有立刻接话，过了一会儿才说：“郭尚书当时是侍郎，他签的字。”
程壑川回到都察院值房后把那几片残纸和那份旧账的复印件一起收进木匣里，没有继续追查下去。
第二天他进了乾清宫，把查到的情况向朱瞻基陈述了一遍，末了说：“郭资烧的那两箱账册，涉及宣府、大同、辽东三镇的军马调拨。有部分数字前后不一致，补账的时间跨了几年。他现在烧了，人已经离京回乡了。”
朱瞻基听完后没有发火，先问了一句：“那些账如果留着，会牵出多少人？”
程壑川想了想：“不会很多。补账的事大多是户部内部的人经手，地方上的将领只是按户部的调拨单接收马匹，不知道账面上的数字有出入。但有两笔较大的缺口，涉及一位已经去世的侯爵和一位现任的参将，如果翻出来，会牵动两边。”
朱瞻基沉默了一会儿：“那就不要翻了。郭资已经走了，那些账也烧了。让新任的侍郎把库房剩下的旧档重新编一遍，不要再留糊涂账。”
程壑川应了一声，退了出去。
几天后，新任户部侍郎开始重新整理库房旧档，把洪武末年到永乐初年的军马账目逐一登记，按年份装订成册，并在每一册的封面加了一行注：“该册已于宣德四年冬重新核编。”
那两格空出来的旧档架被补上了新档，新档的封皮颜色与周围的旧册略有不同，但装订方式一致，摆在一起后看上去没有明显的差异。
不久后，一支来自白帐汗国的使团突然抵达嘉峪关，声称要“向大明皇帝进贡”。
嘉峪关守将不敢怠慢，将使团安置在关内驿馆，同时快马将消息报送北京。
这是明朝建国以来首个来自中亚腹地的使团，朱瞻基接到奏报后大喜，命礼部按最高规格接待，沿途驿站优先供给。
使团在两个月后抵达北京，一行十二人，首领自称是白帐汗国的特使，名叫哈桑。
他带来了两件贡品：一张完整的西伯利亚虎皮，毛色均匀，尺寸比寻常虎皮大出一圈；一块刻着阿拉伯文的黑色石头，表面光滑，像是被河水冲刷过很多年。
朱瞻基在偏殿接见了使团，听通译念完贡单后，让人把虎皮铺在案前的地上，把黑石放在案角。
哈桑用波斯语说了几句话，通译翻成汉话，大意是白帐汗国仰慕大明国威，特来献礼，希望两国互通商路。
朱瞻基当天设宴款待使团。
席间，程壑川站在偏殿侧廊下，没有入席。
他注意到使团随行人员中有一个人的坐姿与其他随从不太一样，别人跪坐时膝盖并拢，背微微前倾，那人却盘腿而坐，背挺得很直，端碗的动作也很稳。
宴席散后，程壑川在使团离开偏殿时，听到那人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声音压得很低，但用的是南京官话。
程壑川站在侧廊下没有动，等使团的人走远后，他把刚才那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第二天上午，程壑川让礼部的人在驿馆安排了一次随意的茶叙。
他没有穿官服，只带了两个书吏，说想跟使团的人聊聊沿途的风土。
哈桑在座，那个随从也在，坐在末席。
程壑川跟哈桑聊了几句，然后转过去问那个随从：“你以前是在哪里学的官话？”
随从低头：“回大人，小人出生在忽鲁谟斯。”
程壑川摇了摇头：“忽鲁谟斯是大明的旧交。永乐年间郑和的船队到过那里。”
随从没有接话。
程壑川又说了一句，用的是当年郑和船队里常用的问候语。
随从的手停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才说：“大人也去过忽鲁谟斯？”
“没有。但我见过从那边回来的人。”
随从没有再开口，只是把茶碗端起来喝了一口。
茶叙散后，程壑川让人查了那个随从的籍贯记录。
使团登记册上写的是“白帐汗国属民”，没有注明原籍。
程壑川让礼部的人又查了当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人员名册，在其中一艘船的水手名册末尾找到了一个名字，与那个随从的名字只差一个字。
他当晚把查到的情况呈报给朱瞻基，站在案前说：“陛下，使团里有一个随从是永乐年间留在忽鲁谟斯的明朝水手。他在中亚流浪了二十年，后来被白帐汗国收留。臣怀疑白帐汗国派他来，不只是为了进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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