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5章 剖尽灵州苛税弊
唐舜见赵义脸上满是忧色，拿着那一份图纸，却不肯退去，当即道：“赵录事，坐下来慢慢说。”
赵义抬起头，没有坐，声音沉了下去：“不瞒大人，大人想要振兴灵州，却不曾了解灵州境况。”
“灵州城遭灾之后，本可重建。”
“城砖未冷，四野有人。”
“可大人可曾想过，为何百姓宁愿当流民，也不肯回来重建家园？是他们懒吗？是他们不要家了吗？”
赵义自问自答，“不是，是他们不敢回来。”
唐舜皱了皱眉：“为何？”
赵义缓缓吐出两个字：“赋税。”
窗外有风从破纸间钻进来，把案上的纸角吹得微微翻动。
赵义站得笔直，像要把半辈子的积郁都倒出来：“灵州赋税之繁重，乃北庭甚至整个大乾独一档。”
“朝廷定制，本只征租庸调三税。”
“可到了灵州，三税之外，还有户税、地税、养兵税。”
“养兵税中，又分防秋钱、军器钱、草料钱。”
“这还不算完。”
“养兵之外，还有青苗钱、地头钱、屋税、盐税、杂税。”
“名目之繁，连下官这个录事参军事，有时都记不齐全，百姓一年到头，光听这些税名，腿就先软了。”
“这还是必须交的赋税，还不算百姓找衙门办事的钱。”
“百姓想进衙门告状，就得先拿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招结钱，解锁钱，带堂钱，此为衙役所得。”
“随后又是纸笔钱，挂号钱，传呈钱，买批钱，出票钱，到案钱，铺堂钱，踏勘钱，结案钱，息钱，此为书吏所得。”
赵义说到这里，声音里已带上了几分沙哑：“可这些，还只是压在百姓头上的第一座山。”
“第二座山，是役。”
赵义继续道，“兵役、力役、杂役，一年到头轮着来。”
“春耕未了，人就被拉去修城挖壕，秋收未毕，又要自带口粮、自备工具去服力役。”
“多少壮劳力，不是死在胡人的马蹄下，是累死在自家的官道上。”
“灵州的官道下头，埋得最多的不是石头，是人。”
他顿了顿，语气忽然平静下来，平静得让人后背发凉：“下官给大人算一笔账。”
“灵州最普通的五口之家，上有老，下有小，中间只有一丁一中男。”
“他们种三十亩旱地，边地贫瘠，亩产粟不过七斗。”
“一年收成，约莫二十一石，大人猜猜，他们要交出去多少？”
唐舜没有出声，只看着他。
“十二石。”赵义说，“光赋税，折粮十二石。”
“占总收成的五成还多。”
“这还只是正经赋税，不算寻常杂税。”
“而五口之家，一年光吃饭，至少还要十五石。”
“交完税，剩下的只有九石，缺口六石。”
“这六石，其中还要交各类名目税，一年到头总有加征由头，还得出去两石。”
“这还是在风调雨顺、没有战事、没有加征的好年景。”
“若是碰上旱灾、蝗灾，或者匈奴再来一趟，立时就断粮。”
“五口之家，丰年之时，只有四石粮。”
“如此一来，断粮便是常态。”
“断粮了怎么办？卖地。卖了地呢？卖儿女。”
“再卖无可卖，便举家逃了。”
他慢慢向前走了一步，像要让自己这些话更清晰地砸在唐舜心上：
“可逃，也逃不脱。”
“一户逃了，他的税就摊到剩下几户头上。”
“这叫‘摊逃’。”
“逃一户，累数户。”
“累到最后，剩下的也逃了。”
“灵州百姓淳朴，自然也有不逃之户，他们能怎么办？只能借。”
“向富户借租子，借粮种，再卖地，卖身，不为逃户，则为私奴。”
“如此循环往复，灵州在籍之户，已不足盛时三成。”
“大人如今看到的流民，许多并非无家可归，而是有家不敢回。”
“回来，便要替那些逃了的人背债。”
唐舜深吸一口气。
“还不止。”赵义的声音更重了些，“官府收粮时用大斗，量地时用长尺。”
“一石粮，经他们一量，折下去半斗。”
“一百文钱，经他们一收，扣去十几文。”
“百姓口里省下来的，全进了那些人的口袋。”
“所以大人要查，下官便去查。”
“可这灵州的账，哪里是几本簿子记得完的？这灵州的天，从根子上就漏了。”
他说完，不再多言，只微微低下头去，等着唐舜开口。
窗外，风又起了。
远处那面破旗在风里“啪啦啪啦”地抽打着，像在替这一州百姓喊冤。
唐舜沉默了许久。
他缓缓站起身，走到赵义面前。
这个头发花白的录事参军事，此刻像一截烧了半辈子的老炭，外面是灰，里面还是红的。
唐舜看着他，慢慢道：“赵录事，今日起，你把这些税，一笔一笔，全给本官记下来。”
“越细越好，该革的革，该废的废，灵州百姓头上，不能再压这些大山了。”
赵义眼眶微微一热，忙低下头，拱手道：“下官，代灵州百姓，谢过大人。”
“先别急着谢。”
唐舜转身，望向门外，“我手里也要先有刀，没刀，革不动。”
“等祭完文忠公，我让全灵州都看看，什么叫轻徭薄赋……”
赵义领命而去。
堂中又只剩唐舜一人。
唐舜其实清楚。
灵州官府的困窘，并非一日之寒。
朝廷拨银有限，地方事务繁重，修城、养兵、赈灾、转运，样样都要从府库出。
库中无钱，又不许官员生财，便只能将手伸向百姓。
赋税愈重，徭役愈频，丁口愈减，府库愈空，终成死结。
唐舜早已看得明白，灵州并非没有活路，是被这套“清高”的旧规矩活活勒住了咽喉。
什么不与民争利。
多少年来，这四个字成了官府不经营的铁律，也成了商贾攫利的护身符。
温池县便是明证。
若当时县中设有官营粮铺，仓里有粮，手中有价，四大家族又岂能抱团成势，把一县百姓的命脉攥在掌心？
官府拱手让出的利，从没有落到百姓头上，而是全数流入了那些大商巨贾的口袋。
百姓买粮看粮商脸色，买盐受盐商盘剥，连烧一口热水的柴火，都要仰黄家鼻息。
官府则坐在堂上，一边喊穷，一边加税，加税之余，顺便中饱私囊。
清高又清高得病态，百姓却在这份清高里被啃得骨瘦如柴。
唐舜坐在案后，就着油灯，在纸上缓缓落墨。
字迹粗重，力透纸背。
他写的不是奏表，也不是告示，而是一份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清单。
盐，必须官营。
铁，必须官营。
煤，必须官营。
此三者，是百姓活命的根子，是边州稳定的基石。
命门必须握在官府手中，绝不能假手私人。
至于酒、茶、布帛之类，尽可放开，让百姓贩运，让商贾经营，官府坐收税利便是。
可分则分，可专则专，分寸必须拿捏得极准。
他在“煤”字旁重重画了一个圈，又在“官营”二字下头连划两道横线，似要把这两道线刻进木案里。
灵州要活，须从旧规矩里撕开一道口子。
黄家只是挡在最前头的那块石头，而石头后面，是百年积弊，是官场旧俗，是那套“不与民争利”的体面话术。
唐舜知道，等祭文忠公那日，他这一刀下去，砍的不只是黄家，更是这套吃人的旧规矩。
而灵州的第一炉火，必须由官府亲手点燃。
想到这里，唐舜又望向桌案一端，拿起一份泛黄的纸页。
上面赫然写着：
黄氏文忠公生平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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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义抬起头，没有坐，声音沉了下去：“不瞒大人，大人想要振兴灵州，却不曾了解灵州境况。”
“灵州城遭灾之后，本可重建。”
“城砖未冷，四野有人。”
“可大人可曾想过，为何百姓宁愿当流民，也不肯回来重建家园？是他们懒吗？是他们不要家了吗？”
赵义自问自答，“不是，是他们不敢回来。”
唐舜皱了皱眉：“为何？”
赵义缓缓吐出两个字：“赋税。”
窗外有风从破纸间钻进来，把案上的纸角吹得微微翻动。
赵义站得笔直，像要把半辈子的积郁都倒出来：“灵州赋税之繁重，乃北庭甚至整个大乾独一档。”
“朝廷定制，本只征租庸调三税。”
“可到了灵州，三税之外，还有户税、地税、养兵税。”
“养兵税中，又分防秋钱、军器钱、草料钱。”
“这还不算完。”
“养兵之外，还有青苗钱、地头钱、屋税、盐税、杂税。”
“名目之繁，连下官这个录事参军事，有时都记不齐全，百姓一年到头，光听这些税名，腿就先软了。”
“这还是必须交的赋税，还不算百姓找衙门办事的钱。”
“百姓想进衙门告状，就得先拿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招结钱，解锁钱，带堂钱，此为衙役所得。”
“随后又是纸笔钱，挂号钱，传呈钱，买批钱，出票钱，到案钱，铺堂钱，踏勘钱，结案钱，息钱，此为书吏所得。”
赵义说到这里，声音里已带上了几分沙哑：“可这些，还只是压在百姓头上的第一座山。”
“第二座山，是役。”
赵义继续道，“兵役、力役、杂役，一年到头轮着来。”
“春耕未了，人就被拉去修城挖壕，秋收未毕，又要自带口粮、自备工具去服力役。”
“多少壮劳力，不是死在胡人的马蹄下，是累死在自家的官道上。”
“灵州的官道下头，埋得最多的不是石头，是人。”
他顿了顿，语气忽然平静下来，平静得让人后背发凉：“下官给大人算一笔账。”
“灵州最普通的五口之家，上有老，下有小，中间只有一丁一中男。”
“他们种三十亩旱地，边地贫瘠，亩产粟不过七斗。”
“一年收成，约莫二十一石，大人猜猜，他们要交出去多少？”
唐舜没有出声，只看着他。
“十二石。”赵义说，“光赋税，折粮十二石。”
“占总收成的五成还多。”
“这还只是正经赋税，不算寻常杂税。”
“而五口之家，一年光吃饭，至少还要十五石。”
“交完税，剩下的只有九石，缺口六石。”
“这六石，其中还要交各类名目税，一年到头总有加征由头，还得出去两石。”
“这还是在风调雨顺、没有战事、没有加征的好年景。”
“若是碰上旱灾、蝗灾，或者匈奴再来一趟，立时就断粮。”
“五口之家，丰年之时，只有四石粮。”
“如此一来，断粮便是常态。”
“断粮了怎么办？卖地。卖了地呢？卖儿女。”
“再卖无可卖，便举家逃了。”
他慢慢向前走了一步，像要让自己这些话更清晰地砸在唐舜心上：
“可逃，也逃不脱。”
“一户逃了，他的税就摊到剩下几户头上。”
“这叫‘摊逃’。”
“逃一户，累数户。”
“累到最后，剩下的也逃了。”
“灵州百姓淳朴，自然也有不逃之户，他们能怎么办？只能借。”
“向富户借租子，借粮种，再卖地，卖身，不为逃户，则为私奴。”
“如此循环往复，灵州在籍之户，已不足盛时三成。”
“大人如今看到的流民，许多并非无家可归，而是有家不敢回。”
“回来，便要替那些逃了的人背债。”
唐舜深吸一口气。
“还不止。”赵义的声音更重了些，“官府收粮时用大斗，量地时用长尺。”
“一石粮，经他们一量，折下去半斗。”
“一百文钱，经他们一收，扣去十几文。”
“百姓口里省下来的，全进了那些人的口袋。”
“所以大人要查，下官便去查。”
“可这灵州的账，哪里是几本簿子记得完的？这灵州的天，从根子上就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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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风又起了。
远处那面破旗在风里“啪啦啪啦”地抽打着，像在替这一州百姓喊冤。
唐舜沉默了许久。
他缓缓站起身，走到赵义面前。
这个头发花白的录事参军事，此刻像一截烧了半辈子的老炭，外面是灰，里面还是红的。
唐舜看着他，慢慢道：“赵录事，今日起，你把这些税，一笔一笔，全给本官记下来。”
“越细越好，该革的革，该废的废，灵州百姓头上，不能再压这些大山了。”
赵义眼眶微微一热，忙低下头，拱手道：“下官，代灵州百姓，谢过大人。”
“先别急着谢。”
唐舜转身，望向门外，“我手里也要先有刀，没刀，革不动。”
“等祭完文忠公，我让全灵州都看看，什么叫轻徭薄赋……”
赵义领命而去。
堂中又只剩唐舜一人。
唐舜其实清楚。
灵州官府的困窘，并非一日之寒。
朝廷拨银有限，地方事务繁重，修城、养兵、赈灾、转运，样样都要从府库出。
库中无钱，又不许官员生财，便只能将手伸向百姓。
赋税愈重，徭役愈频，丁口愈减，府库愈空，终成死结。
唐舜早已看得明白，灵州并非没有活路，是被这套“清高”的旧规矩活活勒住了咽喉。
什么不与民争利。
多少年来，这四个字成了官府不经营的铁律，也成了商贾攫利的护身符。
温池县便是明证。
若当时县中设有官营粮铺，仓里有粮，手中有价，四大家族又岂能抱团成势，把一县百姓的命脉攥在掌心？
官府拱手让出的利，从没有落到百姓头上，而是全数流入了那些大商巨贾的口袋。
百姓买粮看粮商脸色，买盐受盐商盘剥，连烧一口热水的柴火，都要仰黄家鼻息。
官府则坐在堂上，一边喊穷，一边加税，加税之余，顺便中饱私囊。
清高又清高得病态，百姓却在这份清高里被啃得骨瘦如柴。
唐舜坐在案后，就着油灯，在纸上缓缓落墨。
字迹粗重，力透纸背。
他写的不是奏表，也不是告示，而是一份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清单。
盐，必须官营。
铁，必须官营。
煤，必须官营。
此三者，是百姓活命的根子，是边州稳定的基石。
命门必须握在官府手中，绝不能假手私人。
至于酒、茶、布帛之类，尽可放开，让百姓贩运，让商贾经营，官府坐收税利便是。
可分则分，可专则专，分寸必须拿捏得极准。
他在“煤”字旁重重画了一个圈，又在“官营”二字下头连划两道横线，似要把这两道线刻进木案里。
灵州要活，须从旧规矩里撕开一道口子。
黄家只是挡在最前头的那块石头，而石头后面，是百年积弊，是官场旧俗，是那套“不与民争利”的体面话术。
唐舜知道，等祭文忠公那日，他这一刀下去，砍的不只是黄家，更是这套吃人的旧规矩。
而灵州的第一炉火，必须由官府亲手点燃。
想到这里，唐舜又望向桌案一端，拿起一份泛黄的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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