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城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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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顺着出站口往外走，举着接站牌的人隔几米就有一个，密密麻麻地从两侧排出去。薛朗扫了一圈，在人群边缘看到了一个举着“边防创作座谈会接站“牌子的年轻战士，穿军装，站姿笔直。他走过去报了名字，那战士核对了一下名单上的信息，笑着说“薛老师这边走“。
“别叫老师，叫薛朗就行。“
“那哪行，您都刊发了。“年轻战士帮他提过包，“车在那边，咱们先到招待所安顿，下午报到。“
薛朗跟着他穿过广场坐上军牌吉普车的时候，车窗外的BJ街景正在早晨的阳光里徐徐展开——沿街的早点摊冒着白汽，上班的人骑着自行车鱼贯穿行，公交车上乘客挤得密不透风，行道树是新绿的嫩叶。吉普车在车流里慢慢穿行，红绿灯交替着亮起又熄灭，喇叭声偶尔短促地响一两下。薛朗看着这些熟悉的、隔了一辈子重新回到视线里的城市画面，心里没有激动也没有疏离，只是一种淡然的“我见过这些“的确认。
招待所是军区系统的一栋老楼，三层高，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房间不大但干净，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窗外种着一排银杏树，叶子绿得发亮。薛朗把包放下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摸了摸桌面的质感——木制的，刷了清漆，表面光滑平整，跟喀什宿舍那张绿漆铁桌完全不一样。他从包里掏出本子翻开新一页，写下四个字：“到BJ了。“
座谈会定在第二天上午。薛朗有一整个下午的自由时间。他背上相机出了招待所，沿着门口的街道往南走。五月底的BJ阳光正好，不冷不热，梧桐树在街边投下大片的阴凉。他走了二十多分钟到了一处路口，停下来辨认方向，然后朝一个自己也不确定为什么要去的地方走去。
那是他记忆里“前身“住过的小区附近的一条路。他没有进去，只是在路口站了一会儿。巷口那棵槐树还在，比他记忆里的粗了一些，枝条伸得更开了，五月底的槐花正盛，白花花地缀了满树，风一吹香气淡淡地飘过来。薛朗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隔着车流看那棵树看了好几分钟。路上行人来来往往，没有人注意到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对面看一棵槐树。
他看了足够久了，然后转身离开了。没有拍照，没有走近。那棵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它属于另一个时代里另一个人。他只是来确认它还活着、还开花、还在那里——然后就可以安心地走了。
继续往前走到了王府井附近。大街上的商店和人流比喀什密集了不知多少倍，各式招牌从两侧楼面伸出来挤挤挨挨的，行人摩肩接踵。薛朗走在人群里像一粒被水流裹着向前的石子，脚不沾地就能被推着走。他拐进一条相对安静的小巷，巷子里有几家旧书店，门面不大但橱窗摆着旧书和画册。他推开其中一家的门进去翻了翻，挑了两本关于边疆地理的老书，又在一只装过期杂志的纸箱里翻到了自己那期《边疆文艺》——封面已经有些卷边了，但放在一堆旧刊里居然还醒目。
他拿起来翻了翻，确认确实是那一期，翻到自己的专栏那页看了两行，然后合上放回了纸箱里。老板从柜台后面探头看了一眼说“那本新的，你要是想要两毛钱“，薛朗说“不用了，我看过了“。他空着手出了书店，沿着巷子走回大街上，太阳西斜了一些，把街对面建筑的影子拉长投在他脚下。
回到招待所的时候天快黑了。他在楼下食堂吃了碗炸酱面，面码给得足，酱炒得咸香，吃得嘴唇上一层油光。吃完饭他端着搪瓷杯到院子里坐了一会儿，银杏树的叶子在晚风里哗哗地响，月亮从树梢背后升起来，被枝叶切成了细碎的光片。他坐在石凳上喝完了那杯水，然后把杯子搁在膝盖上发了一会儿呆。BJ的五月底夜里有蝉鸣了，细长的、聒噪的，跟红其拉普夏天的虫鸣比起来密集太多了，像一条声音的河流从四面八方灌过来。
他回到房间开着台灯坐了一会儿，写了半页笔记：“BJ比我想象中更满。人、声音、灯光，都挤在一起。不坏，但它太满了，我反而想不起来自己以前怎么能在这种满里待那么多年。可能人就是这样——习惯了满就不知道怎么空，习惯了空就不太适应满。我现在是空的那边的。“
写完了合上本子关了灯。窗外银杏树的影子印在窗帘上，随风轻轻摆动。薛朗躺着听了很久窗外的蝉鸣和偶尔驶过的车声，然后慢慢合上了眼。他以为自己会睡不着，结果头沾枕头就沉了，一夜无梦到天亮。
座谈会设在总政治部文化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圆形长桌，铺着墨绿色绒布，桌上摆着搪瓷杯和几盘水果。与会的大约二十来人，来自全疆各边防部队的文艺骨干居多，也有几位总政治部的编辑和评审委员。薛朗被安排坐在长桌靠前的位置，桌牌上印着他的名字，旁边坐着的是一个来自XZ亚东哨所的老班长，姓高，脸膛晒得黑红，跟他握手的时候手掌粗糙厚实。
座谈会上午九点开始，先是总政治部文化部的一位领导讲话，谈了新时期边防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薛朗听着认真，在自己本子上记了几句要点。然后进入自由交流环节，各地来的战士们依次发言，讲自己的创作经历和遇到的问题。轮到薛朗的时候他站起来先敬了个礼，然后说了自己在红其拉普哨所的一年多——怎么开始写的、稿纸从哪儿来的、怎么在炉火旁改稿子的、值班室的桌子有多窄。他讲的时候没有用太多修饰，就是按事情原来的样子说。讲到最后他说了一句：“写得最好的是蹲在案发现场写的那种。风打在脸上的时候，字跟在纸上的力道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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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叫老师，叫薛朗就行。“
“那哪行，您都刊发了。“年轻战士帮他提过包，“车在那边，咱们先到招待所安顿，下午报到。“
薛朗跟着他穿过广场坐上军牌吉普车的时候，车窗外的BJ街景正在早晨的阳光里徐徐展开——沿街的早点摊冒着白汽，上班的人骑着自行车鱼贯穿行，公交车上乘客挤得密不透风，行道树是新绿的嫩叶。吉普车在车流里慢慢穿行，红绿灯交替着亮起又熄灭，喇叭声偶尔短促地响一两下。薛朗看着这些熟悉的、隔了一辈子重新回到视线里的城市画面，心里没有激动也没有疏离，只是一种淡然的“我见过这些“的确认。
招待所是军区系统的一栋老楼，三层高，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房间不大但干净，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窗外种着一排银杏树，叶子绿得发亮。薛朗把包放下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摸了摸桌面的质感——木制的，刷了清漆，表面光滑平整，跟喀什宿舍那张绿漆铁桌完全不一样。他从包里掏出本子翻开新一页，写下四个字：“到BJ了。“
座谈会定在第二天上午。薛朗有一整个下午的自由时间。他背上相机出了招待所，沿着门口的街道往南走。五月底的BJ阳光正好，不冷不热，梧桐树在街边投下大片的阴凉。他走了二十多分钟到了一处路口，停下来辨认方向，然后朝一个自己也不确定为什么要去的地方走去。
那是他记忆里“前身“住过的小区附近的一条路。他没有进去，只是在路口站了一会儿。巷口那棵槐树还在，比他记忆里的粗了一些，枝条伸得更开了，五月底的槐花正盛，白花花地缀了满树，风一吹香气淡淡地飘过来。薛朗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隔着车流看那棵树看了好几分钟。路上行人来来往往，没有人注意到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对面看一棵槐树。
他看了足够久了，然后转身离开了。没有拍照，没有走近。那棵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它属于另一个时代里另一个人。他只是来确认它还活着、还开花、还在那里——然后就可以安心地走了。
继续往前走到了王府井附近。大街上的商店和人流比喀什密集了不知多少倍，各式招牌从两侧楼面伸出来挤挤挨挨的，行人摩肩接踵。薛朗走在人群里像一粒被水流裹着向前的石子，脚不沾地就能被推着走。他拐进一条相对安静的小巷，巷子里有几家旧书店，门面不大但橱窗摆着旧书和画册。他推开其中一家的门进去翻了翻，挑了两本关于边疆地理的老书，又在一只装过期杂志的纸箱里翻到了自己那期《边疆文艺》——封面已经有些卷边了，但放在一堆旧刊里居然还醒目。
他拿起来翻了翻，确认确实是那一期，翻到自己的专栏那页看了两行，然后合上放回了纸箱里。老板从柜台后面探头看了一眼说“那本新的，你要是想要两毛钱“，薛朗说“不用了，我看过了“。他空着手出了书店，沿着巷子走回大街上，太阳西斜了一些，把街对面建筑的影子拉长投在他脚下。
回到招待所的时候天快黑了。他在楼下食堂吃了碗炸酱面，面码给得足，酱炒得咸香，吃得嘴唇上一层油光。吃完饭他端着搪瓷杯到院子里坐了一会儿，银杏树的叶子在晚风里哗哗地响，月亮从树梢背后升起来，被枝叶切成了细碎的光片。他坐在石凳上喝完了那杯水，然后把杯子搁在膝盖上发了一会儿呆。BJ的五月底夜里有蝉鸣了，细长的、聒噪的，跟红其拉普夏天的虫鸣比起来密集太多了，像一条声音的河流从四面八方灌过来。
他回到房间开着台灯坐了一会儿，写了半页笔记：“BJ比我想象中更满。人、声音、灯光，都挤在一起。不坏，但它太满了，我反而想不起来自己以前怎么能在这种满里待那么多年。可能人就是这样——习惯了满就不知道怎么空，习惯了空就不太适应满。我现在是空的那边的。“
写完了合上本子关了灯。窗外银杏树的影子印在窗帘上，随风轻轻摆动。薛朗躺着听了很久窗外的蝉鸣和偶尔驶过的车声，然后慢慢合上了眼。他以为自己会睡不着，结果头沾枕头就沉了，一夜无梦到天亮。
座谈会设在总政治部文化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圆形长桌，铺着墨绿色绒布，桌上摆着搪瓷杯和几盘水果。与会的大约二十来人，来自全疆各边防部队的文艺骨干居多，也有几位总政治部的编辑和评审委员。薛朗被安排坐在长桌靠前的位置，桌牌上印着他的名字，旁边坐着的是一个来自XZ亚东哨所的老班长，姓高，脸膛晒得黑红，跟他握手的时候手掌粗糙厚实。
座谈会上午九点开始，先是总政治部文化部的一位领导讲话，谈了新时期边防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薛朗听着认真，在自己本子上记了几句要点。然后进入自由交流环节，各地来的战士们依次发言，讲自己的创作经历和遇到的问题。轮到薛朗的时候他站起来先敬了个礼，然后说了自己在红其拉普哨所的一年多——怎么开始写的、稿纸从哪儿来的、怎么在炉火旁改稿子的、值班室的桌子有多窄。他讲的时候没有用太多修饰，就是按事情原来的样子说。讲到最后他说了一句：“写得最好的是蹲在案发现场写的那种。风打在脸上的时候，字跟在纸上的力道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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